“熊貓燒香”在網絡上猖狂,不少網絡用戶被染上病毒,網絡安全在次敲響警鐘(劉軍/圖)
南方周末記者 朱紅軍 實習生 李響發自上海
在中國短暫而一度喧囂的黑客歷史上,幾乎從沒有過純粹的時光,它一再被捆綁和裹脅,最先是愛國精神,然后是商業利益,現在則幾成犯罪的代名詞。
六年前,“中國鷹盟”成立之初,黑客萬濤吟詠著“我們要做民族的精英,我們會永遠戰斗不息”,他的經典臺詞是為刺刀裝上理想,像拿破侖的軍隊那樣。
現在,2007年9月11日,遠在成都出差的中年白領,惦記著夜晚的宵夜,然后悲哀地承認,如今的黑客圈是“名利場和大染缸”,他寧愿選擇“永遠緬懷”。
龔蔚,十年前成立中國第一個黑客組織——“綠色兵團”,如今甚至都已不愿輕言往事,“那是一段成長的歷史”,他說自己反思過,檢討過,再無重溫的激情,江湖也早無goodwell(網名)。
盡管源于上世紀60年代美國的“黑客”(Hacker)一詞,最初的含義只關乎技術,指那些盡力挖掘計算機程序的最大潛力的電腦精英,但在中國短暫而一度喧囂的黑客歷史上,幾乎從沒有過純粹的時光,它一再被捆綁和裹脅,最先是愛國精神,然后是商業利益,現在則幾成犯罪的代名詞。
“當你企圖用文化去解構技術,它也許會發展成科學,也許會發展成巫術。”老牌黑客alert7說。
十年回首,那些曾經公開宣揚愛國,并在印尼排華、中美撞機等一系列歷史事件中成功實施跨國網絡攻擊的黑客組織們,譬如綠色兵團、中國黑客聯盟、紅客聯盟,大多風云流散,或者名存實亡。
當年的黑客教父,要么在商業的泥潭里泥足深陷,要么已悄然歸隱,取而代之的是洶洶而來的以牟利為動機的新一代偽黑客、駭客們,以及日益攀升的有關黑客犯罪的冰冷數據。
這就是殘酷的現實,正如萬濤所說,刺刀還在,思想已經滑落。
那綠色和平的家園!
在世界頭號黑客凱文·米特尼克因為非法侵入政府網站而入獄整整兩年后,中國才誕生了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黑客組織。
1997年,上海黑客龔蔚(goodwell)在境外某網站申請了一處免費空間并在國內做了鏡像站點,用于黑客之間的交流,成立“綠色兵團”。
發起人龔蔚如今的解釋是,一切出于愛好和興趣,當然還有同道切磋比拼的快感。“與利益無關,與政治無關”。
綠色兵團的名字,來源于他美好的夢想,“以兵團一般的紀律和規則,打造綠色和平的網絡世界”。
1998年僅一年,陣容便趨于鼎盛,龔蔚回憶說,注冊人數不下5000人,核心團隊有一百多人,分布在湖南、福建、廣東、北京、上海各地,這包括如今已被尊稱為教父級的rocky、solo、小魚兒、冰河、小榕、謝朝霞等等。
彼時的中國互聯網還在起步間,對于普通人還是個陌生的名詞,商業利益無從談起,這得以令一幫沉醉于挑戰技術的網絡愛好者,純凈地棲居。
他們中一些是二十出頭的大學生,初衷簡單,甚至沒有自己的電腦,有時為了爭奪校園實驗室里的機位而廢寢忘食。
他們信守自己的黑客準則,甚至崇拜雷鋒,主張網絡技術共享、互助,恥于隨意的攻擊,遑論以之牟利?
綠色兵團的早期成員冰河(glacier)說,完全是靠自己的興趣和網友的鼓勵,才寫出了中國最早的特洛伊木馬程序,他最初只是想編寫一個方便自己的遠程控制軟件。從不曾想竟成為之后中國最受詬病的黑客攻擊軟件。
后來的黑客組織“第八軍團”的陳三公子,當時還只是個“菜鳥”,他說,黑客有黑客自己的行為準則,有自己的道德規范,正義、平等、共享、互助,“這是一種追求卓越和完美的精神”。
紅客,民族的紅色!
純凈的時光總是倏忽而逝,綠色兵團一位早期黑客現在說,再也不會回來了。
1998年 5月,印度尼西亞發生排華事件。正蹣跚學步的中國黑客們決定聲援,并向印尼網站發起攻擊。這成全了他們第一次在公共視野的亮相,并且攜愛國義舉一呼百應。
組織者綠色兵團名噪一時,年輕的黑客們初嘗被視為民族英雄的自豪。
當年的組織者龔蔚現在承認,一是民族情緒使然,再則不排除年輕人的出名沖動。
如今,謝朝霞甚至說,當時受了鼓動——鼓動顯然不是褒義詞。他行事低調,百般推辭采訪,并拒談任何個人情況。
最初江湖規則,尚被遵守,“我們留真名,只為表明我們的態度,不去竊取資料,也不惡意破壞對方設備。”龔蔚說。
樸素的愛國情緒造就了中國黑客最初的團結與堅強的精神,甚至出現了 “中國黑客緊急會議中心”,負責對外國網站攻擊期間的協調工作。
之后便是1999年的北約轟炸中國大使館,中國黑客又一次大規模地團結起來,紛紛開展了對美國網站的攻擊。在中國大使館被炸后的第二天,第一個中國紅客網站,“中國紅客之祖國團結陣2001年,中美黑客大戰,8萬中國黑客一起行動,使中國紅旗在美國白宮網站飄揚兩個小時。他們自稱“衛國戰爭”。
中國紅客聯盟、中國鷹派聯盟、中國黑客聯盟三大黑客組織成為這場中美黑客大戰的主力軍。一時間,紅盟的lion、鷹派的萬濤成為中國黑客英雄。
前者宣揚紅客精神,給自己起了個獨特的名字——“紅客”?(Honker),希望以政治立場的正義性來證實自己攻擊行為的合法性。
真實動機的揣測已經不重要,客觀上,對于民族情緒的附庸,以及愛國旗幟的高揚,促成了中國黑客的急速成長。2000年的街頭,黑客技術就像今天的blog(博客)一樣流行。“報效祖國”成為年輕觸網者最慣常的口頭禪。
2002年4 月,中國互聯網協會公告制止有組織的攻擊行為。紅盟至此一蹶不振,只淪為少人問津的網頁。而滔滔直下的網絡安全產業,令昔日的黑客們競相轉型,別無他顧。
“在根本意義上,網絡黑客所采取的手段和大學生對美國大使館扔石頭和墨水瓶沒有什么兩樣,只是一種宣泄的手段。”中國社科院教授閔大洪曾一針見血地評價。
“時代變了,環境變了,網絡也變了,”綠色兵團當年一成員感慨紅色激情轉瞬即逝的原因,“黑客又怎么能不變?”
大規模的以民族主義為名的攻擊再難開展。2004年最后一天,中國紅客聯盟首領Lion宣布閉站,閔大洪教授撰文宣告告別中國黑客的激情時代。
商業迷夢
純技術的理想也好,愛國的激情也罷,結果證明,在網絡泡沫泛起創業誘惑迭現的2000年前后,中國的黑客們變得脆弱。原本隱秘的江湖,出于商業的需要,也不可避免地駛向浮華和炫耀。
“回到現實,黑客們也是普通人,也需要吃飯,生活和個人發展。”早期綠色兵團的成員周帥不主張道德評價。
而第八軍團的組織者陳三公子至今仍堅持,“合法地利用黑客技術,將它轉化為合法的商業價值,我相信這也許就是眾多黑客們體現自己價值的最高境界。”
1998年始出現的一系列的攻擊行動,客觀上也提醒了國人對于網絡安全的認識,網絡安全行業方興未艾。
1999年,中國最早也是一度最強大的黑客組織綠色兵團縱身轉型,脫胎為中綠聯盟,當年7月成立了上海綠盟計算機網絡安全技術有限公司。
隨后,中國第一代黑客們紛紛扔掉利劍,舉起盾牌,成群結隊向網絡安全領域進軍。
“當時中國最頂尖的黑客人才,90%變身為了網絡安全專家。”龔蔚說。
這些黑客教父昔日輕而易舉地以愛國、民族旗幟一舉成名,卻不想,在商業的泥潭里,泥足深陷。
商業的迷夢,只消一年便告完結。2000年,上海綠盟即告解散。
龔蔚現在似乎有些后悔,綠色兵團風云四散,不僅僅是個人利益得失,更重要的,他以為,打開了商業資本的魔盒,終于侵蝕了本該純凈的黑客理念。而他被視為那個打開潘多拉魔盒的人。
周帥似乎顯得早有預見,他說,自己從沒有向網絡安全領域邁進一步。
綠盟的失敗,被如今的當事人解釋為,尊奉的黑客自由理念與商業資本產生了沖突,這可能包括“網絡安全公司贏利迫切,名為防衛,但難免要做一些攻擊行動,打著法律的擦邊球,以求業務的提升”。
不能容忍者選擇逃離,而被資本俘獲的卻可能是大多數。
而另一部分人,比如萬濤在尋找著其他可能,2002年他通過媒體回應當時的廣東省長中國黑客愿為政府服務。他曾經多么鄭重地呼吁黑客的責任意識,甚至用上了最流行的“中國特色”的前綴。只可惜,未得實質回應。
“中國黑客的大聯盟時代已經過去,現在是一盤散沙。”周帥說。
回頭太難
網絡的普及速度,比想象中要快,而黑客繁衍的速度或許比網絡普及的速度還要快。
當黑客工具可以如此直接地帶來商業利益,可以視為一種產品創造經濟數據的時候,精英小眾化的面紗便不復存在。
2000年之后中國的所謂黑客隊伍迅速擴大,眾多唾手可得的黑客工具與軟件使得進入黑客的門檻越來越低,網絡間隨處是黑客速成培訓班,當300元錢就可以攻破一個郵箱,換回一套傻瓜黑客工具時,混亂已經無法避免。
甚至當年的黑客對這個稱謂也惟恐避之不及,“太復雜了”是緊跟的喟嘆。
龔蔚回過頭來要重新捍衛作為黑客的純潔性。萬濤說,黑客應該是有道義、有良知的技術高手,他與駭客的區別是在進入別人的計算機以后,一個是善意提醒或悄然離開,而另一個則大肆破壞。
“這就好比一個人學會了武功,在沒有打人之前,你不能說他是個壞人。如果他用來除暴安良,他就是俠,如果他用來打家劫舍,那他就是盜。”
還有人偶爾會說起紅客,一個曾經以民族、愛國立身的詞匯,據說Lion又重新開起了紅客聯盟,可惜悄無聲息的網站上,他自己都一個月沒有登陸了。熟悉他的朋友說,他活得很滋潤。
再比如另一個“大紅客聯盟”,實際上只是一個代號了,他操心的是自己十幾人的安全公司,甚至一將黑客與國家利益聯系在一起,他本能地會問,“不敏感嗎?”
更多的對于民族主義渲染,已經悄然變成了黑客網站攬錢廣告上的一句經典臺詞,“一個月包會攻擊日本電腦rdquo;。
陳三公子說,現在只有極少數仍然堅持黑客本色,默默地專注于技術研究,而另一部分鬧得沸沸揚揚,其實是專注于商業利益。他亦曾被如此揣度。
“他們不是以技術為目的,而是以金錢為目的,他們在扭曲了黑客的同時,亦為社會埋下了眾多不安全隱患。”
萬濤說,看多了打著愛國幌子招搖撞騙的黑客,他最后的結論很悲傷,“和娛樂圈里的明星一樣,緋聞是其花絮,注意力、快感和財富是其最終的歸宿。”
龔蔚覺得,黑客世風日下,綠色兵團甚至難辭其咎,因為他們的失身下海,才造成了黑客精神被割斷。他孜孜以求想建立一個大基金會,不涉網絡相關的運作,重新回歸到“綠色和平的網絡世界”,“goodwell,不應該只屬于一個人”。
他自己并不清楚,還有誰會放棄名利,愿意回歸,也偶爾會覺得幼稚,但“總得試試吧”。